——兼论发达国家创新机制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企业与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首先，我们分析说明了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接着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一步说明寡头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要力量；其次，我们在分析技术知识特性的基础上从创新活动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两方面说明了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

    关键词：企业、寡头企业、政府、自主创新

近两年来，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民营经济板块遭遇发展瓶颈，自2003年以来，温州经济增幅持续排名浙江11个城市的尾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增长势头也开始显现出后劲不足，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发布的2005年主要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行榜中，中国的名次从24位下降到31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和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低水平扩张之路已难以持续。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指出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更多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自主创新成为经济发展中被讨论的焦点问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性已有诸多论述，这里我们将着重探讨企业与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本文中自主创新主要指自主技术创新）。

   1 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

1.1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

虽然政府可以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鼓励与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政府本身并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活动主要是经济活动，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1996年，美国、日本、德国企业负担的研发费用分别占其研发总费用的比例为62.5%、73.4%、60.6%^[1]。据科技部200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度报告》，2002年我国企业研发支出占研发总支出比重已达61.2%，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提高。2005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深圳企业已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在深圳，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来自企业。可见，主要发达国家与我国技术创新的实践都表明，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

1.2 可竞争性寡头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1.2.1 从实践看，寡头企业是当今世界自主创新的主要力量。

跨国公司（一般都是寡头企业）是全球新产品、新技术的主要开发者，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大部分技术创新的资源与成果，全球工业研制的80%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全球75%的技术转让由跨国公司的控制，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的科研支出占所在国科研支出的比例为美国85%，英国76%，法国82%，意大利和荷兰达到93%，美国跨国公司拥有的专利占美国专利总数的70%^[2]。跨国公司是全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引擎。

1.2.2 从理论上分析，可竞争性寡头市场结构中独特的竞争压力使寡头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强制性、常规性。

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的竞争压力是驱动寡头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竞争压力迫使寡头企业必须把创新活动系统化、常规化。在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存在极少量的大型竞争性企业，这是寡头市场结构不同于其它市场结构的本质特征。在完全垄断市场结构中，完全垄断企业不受或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竞争的影响，并且凭借其垄断地位往往轻易就可获得超额利润，这会在根本上削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江小涓^同[1]对跨国公司在我国技术转移进行了分析，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为给国内企业留下市场，我国实行一个行业只引进少数跨国公司的政策，由于跨国公司在国内形成垄断，先进技术向中国转移缓慢；随着我国在一个行业中引进更多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发展壮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技术转移步伐明显加快，这说明了完全垄断不利于技术进步。而在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里，一个行业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由于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都非常小，一家企业的创新行为对其它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的影响很小，这就使得中小企业的创新竞争压力远远小于寡头企业。此外，中小企业创新资源与能力的缺乏以及严重的创新收益外溢问题也使得小企业不能成为创新主体。在寡头市场结构中，寡头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抗，一家寡头的行为不仅对自己产生影响，而且影响其它的寡头，寡头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自己行为会使对手作出的反应，寡头企业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一家寡头的行为可能会改变寡头之间的博弈格局。特别是对高科技行业的寡头企业，市场竞争的核心已从价格竞争转变为技术创新竞争，创新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在其它市场结构中，创新往往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而在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j，寡头之间独特的竞争对抗关系使创新具有强制性和常规性。美国前经济学会会长鲍莫尔认为这是发达国家创新机制的关键^[3]。鲍莫尔用斯威齐模型k说明寡头的刚性研发，我们认为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能更清楚说明寡头之间独特的竞争使创新具有强制性。

表1                                             单位（万元）

如表1所示，在一个寡头垄断行业中有两个寡头企业， 如果两个寡头都不进行大规模研发，他们分别可获得3000万元和2000万元利润，但如果一家研发而另一家不研发，前者利润会大大增加，后者将会亏损，所以，对这两个寡头来说，研发是他们的优势策略，这个博弈的最终均衡是（研发、研发）。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如果寡头双方都选择不研发，他们的利益都会得到改善。但是寡头在考虑对手可能的策略及自身的最大利益后，不得不选择研发，这就是寡头市场结构使创新具有强制性。在这个博弈中，个体理性选择导致整体结果的非效率。不过，寡头整体的非效率选择（研发、研发）却恰好又对人类技术进步起重大促进作用。而且，在这个博弈中，两寡头很难达到共谋即（不研发、不研发），因为通过研发来取得优势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如果一家不进行研发，等到发现被对方欺骗才开始研发并实施报复策略时可能就会为时已晚了，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寡头结构中寡头之间互相影响与制约的竞争对抗关系是其它市场结构所不具备的，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寡头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强制性。此外，在许多创新普遍而快速的行业中，寡头企业承担不起让偶然性和运气支配创新的风险，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创新投入，尽管这不一定降低某项创新的风险，但却在总体上会增加创新活动的规律性和可能性。过去尽管创新活动是一种经济行为，但也只是一种非常规的经济行为，但现在寡头企业已把创新活动看成全天候的、常规化的行为。正如熊彼特所言：“企业家创新职能的重要性正在丧失，因为创新本身已降为日常事务了，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受过训练的专家小组的业务，他们制成所需要的东西，使它们可以以预计的方式运行”。而且任何一个企业因创新努力而取得的成功又会迫使其竞争对手必须更努力地进行创新活动。这样，寡头之间类似军备竞赛的高水平激烈对抗强迫企业必须把创新活动系统化、常规化。当然，我们不否认中小企业和个体科研人员的技术创新活动，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在水平全球分工网络中，增加了中小企业创新的可能性，但是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创新往往被大企业收购，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为公众所拥有。而且由于其自身实力及其创新竞争对抗的压力明显要弱于寡头企业，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很少能够常规化。严重的创新利益外溢问题也使中小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所以，核心技术的持续创新动力主要在大企业。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其主要作用并非是核心技术能力的创新。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是：寡头市场结构的竞争压力使企业将创新活动系统化、常规化，而技术许可的市场激励和“技术分享联盟”又加快技术在企业间的传播与扩散，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l。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许多人认为寡头企业创新的原因是受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目标的驱使。根据鲍莫尔“可竞争市场理论”，企业的定价和产量选择总是被迫处于一种“无显著超额利润的均衡约束下”。米尔格罗姆——罗伯茨垄断限价模型m运用博弈论方法也说明了寡头企业为了“信号显示”，显示自己低成本以阻止新企业加入，规定的产品价格一般低于最优垄断价格。当然，由于创新活动有很大的风险，创新企业理应获得正常利润加上风险溢价的补偿。所以，企业常规化创新一般并不能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也就是说，与其说寡头企业技术创新主要由追求超额利润驱动，不如说寡头企业创新更是迫于竞争压力。

1.2.3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不足也从反面说明大寡头企业才是自主创新的主要力量。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主要分为三种：自主创新战略、联合创新战略、模仿创新战略，其中自主创新战略与模仿创新战略最为常见，企业究竟选择那种战略，需要从企业创新能力、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等方面考虑。我国企业普遍规模偏小，市场集中度低，魏后凯对中外制造业集中度进行了比较^[4] ，我国制造业1995年CR₄（加权平均）为20.1，而1963年美国、日本、前西德CR₄则分别为40.9、35.4、42.8。产业组织理论把CR₄≥30%划为寡头市场，CR₄＜30%划为垄断竞争市场，可见发达国家制造业是以寡头垄断为主的市场结构，而我国制造业还明显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所以，即使国内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一般也不敢轻易在研发上投入太多资金，因为一旦投资失败，企业因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而可能立即面临灭顶之灾；相反，企业更倾向于把本来就不多的研发资金投入到仿制上，低水平重复仿制又使企业在恶性竞争的陷阱中苦苦挣扎。2002年浙江已是位居全国第三的经济大省，但R&D人员和资金投入分别位居全国第15位和第9位^[5]，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而民营经济大都以中小企业为主，我们认为浙江经济总量与研发投入的巨大反差恰恰说明中小企业不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说明浙江市场结构的缺陷，说明浙江缺少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可竞争性的寡头企业。同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我国制造业总量占全球6%而研发投入仅占0.3%^[6]。

综上所述，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都表明企业才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我们不认同把创新主体宽泛化的提法，即认为政府、企业和全体人民都是创新主体；更应该强调的是，我们认为不同类型企业在自主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可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中的大企业才是自主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寡头市场独特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强制性和常规性。

2、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

2.1 技术知识的特性

为分析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我们先来讨论自主创新的产品——技术知识的特性，与一般的产品不同，技术知识具有以下特性。首先，技术知识具有外溢性。技术知识不同于机器，它可以被许多人同时使用，一个思想的使用者是无限的，技术知识的非竞争性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外溢效应，即技术知识投资的收益不仅限于初始投资者，它可能会提高所有现存知识和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这对整个社会具有正外部性。但由于初始投资者不可能把技术知识投资的收益完全内部化，技术知识的投资激励不足，使技术知识的私人投资往往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结果表现为整个社会创新不足。这就需要政府一方面建立技术创新的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减少技术外溢给私人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即使政府提供了有效的知识产权、专利等方面的保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知识外溢，即技术知识只具有部分排它性，技术知识的部分排它性要求政府应当对技术知识投资者进行资助与补贴；此外，私人投资者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研发投入不足时，政府还应对这些领域直接进行引导性研发投资。其次，技术知识具有互补性，技术知识互补性意味着新技术知识的产生依赖于旧技术知识的积累，一个社会积累的知识越多，新知识越容易产生，新知识的价值也越大。而一项新知识投资的收益越大，进行知识投资的激励又越强。技术知识的互补性对后进国家是不利的，它意味着强者愈强，后进国家自主创新的难度加大了。再次，技术知识往往还具有替代性，创新是一个破坏性过程，正如熊彼特所言，经济增长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技术不断被产生，这一创新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精髓。”阿吉翁和豪伊特^[7]认为技术的替代性会阻碍创新，造成创新不足，因为今天的技术创新者非常清楚新技术将使旧技术过时，这会降低今天创新的回报率，从而减少今天的创新。由于技术“过时性”造成的整个社会的创新不足也需要政府对创新者进行鼓励和资助。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的替代性使后进国家看到了赶超先进国家的希望，伯利兹、克鲁格曼、蒂兹冬在总结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和德国取代英国成为先进国家的历史后，提出了国际竞争的“蛙跳”模式^[8]。这一模式预见了后进国家的优势，即在面临重大技术突破时，如果后进国家能够抓住重大的技术机会，它就有可能取得“蛙跳”的成功，这是因为当出现重大技术变革时，先进国家一方面可能会因为对旧技术拥有生产经验，新技术开始使用时可能还不如旧技术有效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能会因既得利益与高工资水平的影响，延滞对新技术的采用；而后进国家则因没有这些机会成本而更可能采用那些最初效益不高但潜力很大的新技术。因此，技术的替代性要求，作为产业科技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不仅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创新文化来鼓励创新，而且应对事关全局的关键技术领域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敏税性，并能组织对核心技术的重点突破，从而抓住重大技术变革的机遇，实现后进国家的“蛙跳”。

2.2 技术知识的特性要求政府在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技术知识的生产主要是经济活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创新者在决定采用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主要取决于其成本收益分析，当企业发现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以使自主创新取得成功或自主创新的利益低于模仿创新时，企业会选择模仿创新；当采取模仿创新的企业在干中学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具备的能力可以去尝试自主创新并能获取更大利润时，企业就会选择自主创新。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可以看出决策层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但从整体上目前中国企业仍存在自主创新严重不足的问题，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科技水平落后的国家，企业模仿创新的利益要大于自主创新的利益，模仿创新是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企业自主创新不足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当然，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六年的发展，我国已具备了相当的自主创新的条件，由于篇幅关系，本文这里从略）。由于创新活动主要是经济活动，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就应提高企业对自主创新的激励，即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的收益，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

首先，从自主创新收益看，由技术外溢性和“过时性”造成的激励不足，不仅需要政府建立与实施专利、知识产权制度等对创新者的收益进行保护，而且还需要政府对创新企业进行资助和补贴；从创新成本看，为降低自主创新成本，政府应当在融资、税收等方面给予创新企业大力支持。

其次，从发达国家创新机制看，不仅要使企业有创新激励，更重要的是使企业具有创新压力，寡头市场结构独特的竞争压力使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强制性和常规性。我国中小企业按过去的低水平模仿恶性竞争的生产经营方式已难以持续，而这些企业又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我们认为其出路就在于产业整合，通过产业整合，提高市场集中度，使企业有能力、有压力进行自主创新。在产业整合方面，政府应保证市场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政府还应当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加快产业整合的实现。

再次，“蛙跳”理论告诉我们，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条件是在出现重大技术变革时能够敏锐的抓住机遇。采纳一项富有潜力的新技术，对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但对于企业而言，这可能意味着企业放弃成熟的旧技术及从中积累的经验，去从事一项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探索，企业单纯从经济角度分析，往往就不会采用新技术。这就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哪怕这种新技术初始比旧技术更缺乏效率。所以，自主创新不完全是市场现象。此外，后进国家在一些关键行业对先进国家的追赶往往需要高投入，例如日本、韩国在半导体行业对美国的赶超，靠的是其庞大的企业集团和政府的巨大投入。1980年代，日本半导体企业基础投资与其收入的比例远高于美国同类企业，以1983—1984年度为例，日本半导体投资为47亿美元，约为美国的31亿美元的1.6倍；韩国半导体企业同样不惜血本，以韩国DRAM投资为例，从1983—1987年，三星、金星、现代和大宇四大公司的销售收入还不到它们进行总投资的1/5^同[1] 。这些大企业能够在初期不计收益地大规模投资，离不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扶持。可见，自主创新竞争不仅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国家产业政策的竞争，政府需要制定前瞻性的产业科技政策，支持产学研相结合，鼓励引导企业采用可能具有发展潜力的新技术，整合各方面资源，选择合适的技术路径，对可能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技术领域进行重点突破。但产业科技政策的难题主要在于如何识别有前途的新兴产业，以及如何避免享受扶植的企业被“惯坏”，形成鼓吹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由政府积极驾驭的市场经济可能取得比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更高的运行成效。这种驾驭并不是强制改变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而是旨在最大地发挥市场经济成长的潜力。

最后，针对转型期的中国，减少企业（特别是大寡头企业）非生产性寻租行为，从制度上保证企业有激励把资源投入到自主创新活动，也是政府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注解：